西安回族的渊源（3）

西安回族的渊源（3）

（三）明清时期的西安回族

朱元璋建立明朝之后，于洪武五年（1372年）便下诏说：“蒙古色目人现居中国，许与中国人结婚，不许与本类自相嫁娶。”《明律》中也规定：“凡蒙古色目人，听与中国人为婚姻，不许本类自相嫁娶，违者，杖八十，男女入官为奴。”而这时的色目人中绝大多数为穆斯林，所以回回人与汉族通婚。这样下来，由于回回人都“大分散，小集中”在汉族地区，所以至明代以后，回族人便完全以汉语为交际工具，西安回族方言初步形成，斯大林关于民族形成的四大要素具备了，经过唐、宋、元各代，一个新的民族共同体－－回族形成了。

宋元时的回族先民由于懂阿拉伯文和波斯文，能看懂《古兰经》，汉族人也说：“回回的饭好吃，话难听。”（因为回回讲的是外国语，他们听不懂。）而到明代以后，由于“犹无人以中国文字能说回教教义与仪节者”，“回回已不懂古兰经的文义，也没有要求懂得的意思”（意为不愿为看懂《古兰经》而专门学习阿拉伯文了），于是陕西长安附近才出现了胡登洲（1522年～1597年）首创的回族经堂教育，讲授《古兰经》，“至明末有王岱舆《正教真铨》、张时中着《归真总义》”等汉文译着才不断流传。

尽管回族人以汉语为共同的交际工具，但回族人“以彼教为是，丧用夷礼，不食猪禽，有特立欲变者，则群聚而非之，虽妻子亦辄离悖。

同类则相遇亲厚，视若至亲”

明代史料也记载回回“党护族类”、“行赉居送，千里不持粮”。至今，仍广泛流传着“天下回回是一家”之说，足见明代回回尽管因融入汉族人口而成为了一个新的民族，但在共同的心理素质诸方面，仍表现出自己强烈的民族特点和个性，西安回族更不例外。

在明代，甘肃和陕西已经是回族的主要聚居区域，陕西人口中回族约占十分之三，多分布在西安城附近，其中尤以西安城的回族历史最为悠久。乾隆四十六年（1781年），署理陕西巡抚毕沅的奏折中说：“查陕西省各属地方，回民居住较之他省为多，而西安府城及本属之长安、渭南、临潼、高陵、咸阳及同州府属之大荔、华州、汉中府属之南郑等州县，回民多聚堡而居，户口更多稠密，西安省城内回民不下数千家。”“城中礼拜寺共有七座”，“至西安回民大半耕种、畜牧及贸易经营，颇多家道殷实及曾任武职大小员弁当兵科举者，是以较他处回民稍为体面。至外州县及村堡市镇凡有回民处所各有礼拜寺”。正因为西安回族历史悠久，多为阿拉伯、波斯人的后裔，所以郑和在下西洋之际，特地来西安城内回民区请翻译，后来大学习巷清真寺掌教哈三阿訇与之同往。至今在该寺有一块“永乐十一年明太监郑和奉”的碑文：“勅差往西域天方国，道出陕西，求所以通译国语，可佐信使者乃得本寺掌教哈三焉……海中风涛横作，几至危险，用哈三吁天恳默，祷于教宗马圣人者，已而风恬波寂，安妥得济……”

在明代中叶，回族人不通阿拉伯文、波斯文之际，中国回族伊斯兰文化兴起

“中国回文大学，向有陕西派及山东派之分，山东发源于陕西。”足以想见陕西回族在回族中的地位。“而宁夏穆斯林学者为了一个阿拉伯字，或波斯字的发音问题，背着背夹，步行到八百里秦川（注：即以西安为中心的关中平原）去求教。”更不要说经堂教育的创始人胡登洲就出生在西安附近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