故宫博物院的故事(2)

故宫博物院的故事(2)

故宫博物院的故事(2)

两个星期不到,故宫博物院就正式开幕了,当时未设院长一职。

从整个过程来看,李石曾的主导作用是不容否认的。黄郛夫人沈亦云在《亦云回忆》初稿讲到1925年夏阖家去见严修(严范孙),后者对驱逐清室出宫是有保留意见的:

在此以前六七个月,为溥仪出宫,组织清室善后委员会,以清室近支人员和民国共同组织,划分清室和民国公产与私产,属于民国者即后来的故宫博物院。这件事,开会通过,明令执行由摄政内阁。清帝出宫后,即贴上国务院封条,以昭慎重。摄阁是膺白所主持,但奔走此事和组织善后委员会,和人选,系李石曾(煜瀛)先生的努力。最初有人想到范老是双方所信服,拟请范老主持,范老不允,我看见范老复石曾先生信的,款称世仁兄,信说:人各有志,毋相强也。汪伯老[按指汪伯唐]在事先得风闻,曾来信劝膺白,但我不记得范老有信,后亦从不提此事。(沈云龙编着《黄膺白先生年谱》,联经出版事业公司,1976年,246页)严修和汪大燮都是故宫博物院董事,但是他们在李石曾组建清室善后委员会时都想与之保持距离。

故宫博物院在1925年10月10日举行开幕典礼,由庄蕴宽主持。

李石曾报告筹备经过后,首邀黄郛演说。黄郛把博物院的命运与民国相联系:“今日开院为双十节,此后是日为国庆与博物院之两层纪念。如有破坏博物院者,即为破坏民国之佳节,吾人宜共保卫之。”(沈云龙编着:《黄膺白先生年谱》,联经出版事业公司,1976年,上册,234页)故宫博物院的存在已高度政治化了,而这是一个象征性的仪式。段祺瑞没有出席这一隆重的典礼,他不会受到邀请。在故宫博物院的历史上,还没有来自外部的破坏者。

故宫博物馆真正对外开放,其实并不是在1925年的双十节。清室善后委员会1925年春印行一份英语公告 (GUIDETO THE IMPERIAL PALACE,BULLETIN NO.1CENTRAL PALACE),写明博物馆开放的时间为1925年4月12日。

清室善后委员会的接收工作尚未告竣,不断有人要求访问,其中不少应该是外国人士。

公告说明,从1925年4月12日开始,故宫对外开放,参观时间是星期六、星期天下午1点到6点,下午3点游客停止入内。入场券可在登记处购得,门票一元一张,儿童也凭票入场。长官的侍从、卫兵,老爷的跟班、仆人,都必须购票。二十人以上团体需预先向委员会申请,以半价票入内。当时的参观路线是从神武门之内的顺贞门进出(详见下图)。还有一些有趣的注意事项,也是从中文翻译的:不许携带手杖和照相机;不许走出游览线之外参观;不许碰触或移动任何宫内之物;不许拆毁围栏和铁丝网;不许抽烟、吐痰;不许撕下门窗上的格栅和糊纸;不许攀折树枝和花朵。(前几年的首都机场里还有“做一个文明的北京人”的英译。)当时还有一条现在看来难以理解的规定:入口处查验门票,参观完毕门票收回。门票当日有效。

从此参观故宫博物馆就成为京城民众和外地来客的一件大事。

但是更多的人还是想看看昔日皇帝生活起居的地方,所谓的“博物展出”反而居于次要的地位。也有人对故宫有所忌惮,比如黄郛。沈亦云在回顾这段历史时显得格外小心,她强调黄郛去博物院三次,她都在场:“膺白对故宫,除溥仪出宫时,国务院的封条及以上决议,及介绍前北平图书馆馆长袁守和(同礼)先生参加整理故宫书籍,其他善后委员会之人选,博物院之组织等等,均不与闻。博物院成立以前,我们都未到过其地,其后去过三次,我皆同往。第一次即马文[即马衡纪念黄郛文章]所记开幕典礼。第二次系应请柬参观,浏览一周。……第三次系关税会议时招待外宾茶会,我们只应酬而没有陪同参观。”(沈亦云《亦云回忆》,第2版,传记文学出版社,1971年,211页)从鲁迅的日记、书信中看不出他曾前往故宫博物院参观。

二、鲁迅的忧虑和“公共的东西”

鲁迅1924年10月28日作《论雷峰塔的倒掉》,11月3日交孙伏园,在《语丝》创刊号(1924年11月17日)发表。孙伏园为这份新的刊物组稿时,正值黄郛内阁准备以民国的名义占有故宫,此举在旁人看来,有攮夺财物之嫌。如由奉军或段祺瑞执政府主持接管清宫一切事务,力主溥仪出宫的冯玉祥以及黄郛内阁诸阁员,恐怕就要抗议了。问题的实质并非从所谓的“共和”、“反帝制复辟”的“大义”而言是否应该收回故宫,而是由谁来办理。假如有着“三造共和”美誉的段祺瑞主持清宫接收,清室善后委员会势必施展各种手腕反对。鲁迅所说的“鲜明好看的旗子”还是遮不住主事者的权欲和私心。

《语丝》创刊号上三篇文章都以简单的反帝制、支持共和的“大义”来欢呼逊帝被逐,最长的就是钱玄同《恭贺爱新觉罗溥仪君迁升之喜并祝进步》一文。该文作于11月6日(11月5日之前曾听闻消息?),作者还为废除帝号的溥仪设计好了名片,正反面均在文中刊出,最引人注目。钱玄同在文中甚至交代,此事因冯玉祥、黄郛、鹿钟麟和张璧“依了李石曾先生等明白人的建议”,才得以做成[《语丝》,第1期,第5版。顾颉刚1924年11月6日的日记里有这样一条记载:“清室宣统帝于昨日被迫出宫,去帝号,此事系石曾先生向政府建议者。所遗下之物件拟组织委员会清理保存之。此事手段太辣,予心甚不忍。”见《顾颉刚日记》,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,2000年,第1卷,550页。李宗侗也强调驱逐溥仪出宫“系李石曾先生及一部分学术界人所主张者”。见《李宗侗自传》,中华书局,2010年,147页。但是冯玉祥在张勋复辟时就“曾令炮轰紫禁城,因段祺瑞力阻,未能如愿”。他接着通电呼吁取消清室优待条件。鹿钟麟回忆溥仪出宫的文章第二部分小标题即为“冯玉祥决定废除‘小朝廷’”。见《驱逐溥仪出宫始末》,载《天津文史资料选辑》,第4辑,天津人民出版社,1979年,100页。这次事件的政治后果是当时参与者未能考虑的]。有人反对修改优待条件,《语丝》(如第4期)即予以痛斥,不管是遗老、外国传教士(如李佳白)还是日本京都帝国大学维护“王道根基”的佐木亮三郎等三位教授。

鲁迅对清室,绝无一点好感,但是他对清室善后委员会的社会责任感和公共精神是放心不下的。他的《再论雷峰塔的倒掉》在这特殊的背景下发表,另有深意。有的人读了,会很不舒服。前后两篇论雷峰塔的文章表达了两种心境。鲁迅在第一篇主要表示,法海和尚把白蛇娘娘镇在雷峰塔下,自己早就希望它倒掉。老百姓的同情心都在受压迫者一边,现在塔已坍塌,白蛇娘娘终于解放,应该庆贺。但是鲁迅在1925年2月初再写雷峰塔的倒掉,完全变换了视角,生出无限的忧虑。在后者,他更关心中国人如何对待公共财物,这是鲁迅与其他公开声援政府(黄郛内阁)的《语丝》作者非常不一样的地方。“岂但乡下人之于雷峰塔,日日偷挖中华民国的柱石的奴才们,现在正不知有多少!”请看这些例子:“龙门的石佛,大半肢体不全,图书馆中的书籍,插图须谨防撕去,凡公物或无主的东西,倘难于移动,能够完全的即很不多。但其毁坏的原因,则非如革除者的志在扫除,也非如寇盗的志在掠夺或单是破坏,仅因目前极小的自利,也肯对于完整的大物暗暗的加一个创伤。人数既多,创伤自然极大,而倒败之后,却难于知道加害的究竟是谁。”这段文字里的“完整的大物”用得巧妙。当时北京文化界人士,不论政见如何,最关心的“完整的大物”是什么?

这篇批判“寇盗式的破坏”和“奴才式的破坏”的文章,连中学生也熟悉,但是作者真正的意图,近几十年来的无数读者中怕是无人领会(或为妄议,请专家指正)。文末的警告特别尖锐:“应该留心自己堕入后两种。这区别并不烦难,只要观人,省己,凡言动中,思想中,含有藉此据为己有的朕兆者是寇盗,含有藉此占些目前的小便宜的朕兆者是奴才,无论在前面打着的是怎样鲜明好看的旗子。”(《语丝》,第15期,第2版;《鲁迅全集》第1卷,204页至205页)鲁迅如果说出旗子上的内容,不免太直露,而且会得罪很多人,甚至是与自己大致同属一个营垒的人。当时“鲜明好看”的口号,不外那些民国、共和等“政治正确”的高调。乡下人把雷峰塔的砖拿回家,纯是为自己家保平安,没有什么大道理。而现在那些偷挖中华民国的柱石的寇盗、奴才,却是懂得假借大义的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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