故宫博物院的故事（2）

故宫博物院的故事（2）

两个星期不到，故宫博物院就正式开幕了，当时未设院长一职。

从整个过程来看，李石曾的主导作用是不容否认的。黄郛夫人沈亦云在《亦云回忆》初稿讲到1925年夏阖家去见严修（严范孙），后者对驱逐清室出宫是有保留意见的：

在此以前六七个月，为溥仪出宫，组织清室善后委员会，以清室近支人员和民国共同组织，划分清室和民国公产与私产，属于民国者即后来的故宫博物院。这件事，开会通过，明令执行由摄政内阁。清帝出宫后，即贴上国务院封条，以昭慎重。摄阁是膺白所主持，但奔走此事和组织善后委员会，和人选，系李石曾（煜瀛）先生的努力。最初有人想到范老是双方所信服，拟请范老主持，范老不允，我看见范老复石曾先生信的，款称世仁兄，信说：人各有志，毋相强也。汪伯老[按指汪伯唐]在事先得风闻，曾来信劝膺白，但我不记得范老有信，后亦从不提此事。（沈云龙编着《黄膺白先生年谱》，联经出版事业公司，1976年，246页）严修和汪大燮都是故宫博物院董事，但是他们在李石曾组建清室善后委员会时都想与之保持距离。

故宫博物院在1925年10月10日举行开幕典礼，由庄蕴宽主持。

李石曾报告筹备经过后，首邀黄郛演说。黄郛把博物院的命运与民国相联系：“今日开院为双十节，此后是日为国庆与博物院之两层纪念。如有破坏博物院者，即为破坏民国之佳节，吾人宜共保卫之。”（沈云龙编着：《黄膺白先生年谱》，联经出版事业公司，1976年，上册，234页）故宫博物院的存在已高度政治化了，而这是一个象征性的仪式。段祺瑞没有出席这一隆重的典礼，他不会受到邀请。在故宫博物院的历史上，还没有来自外部的破坏者。

故宫博物馆真正对外开放，其实并不是在1925年的双十节。清室善后委员会1925年春印行一份英语公告 （GUIDETO THE IMPERIAL PALACE，BULLETIN NO.1CENTRAL PALACE），写明博物馆开放的时间为1925年4月12日。

清室善后委员会的接收工作尚未告竣，不断有人要求访问，其中不少应该是外国人士。

公告说明，从1925年4月12日开始，故宫对外开放，参观时间是星期六、星期天下午1点到6点，下午3点游客停止入内。入场券可在登记处购得，门票一元一张，儿童也凭票入场。长官的侍从、卫兵，老爷的跟班、仆人，都必须购票。二十人以上团体需预先向委员会申请，以半价票入内。当时的参观路线是从神武门之内的顺贞门进出（详见下图）。还有一些有趣的注意事项，也是从中文翻译的：不许携带手杖和照相机；不许走出游览线之外参观；不许碰触或移动任何宫内之物；不许拆毁围栏和铁丝网；不许抽烟、吐痰；不许撕下门窗上的格栅和糊纸；不许攀折树枝和花朵。（前几年的首都机场里还有“做一个文明的北京人”的英译。）当时还有一条现在看来难以理解的规定：入口处查验门票，参观完毕门票收回。门票当日有效。

从此参观故宫博物馆就成为京城民众和外地来客的一件大事。

但是更多的人还是想看看昔日皇帝生活起居的地方，所谓的“博物展出”反而居于次要的地位。也有人对故宫有所忌惮，比如黄郛。沈亦云在回顾这段历史时显得格外小心，她强调黄郛去博物院三次，她都在场：“膺白对故宫，除溥仪出宫时，国务院的封条及以上决议，及介绍前北平图书馆馆长袁守和（同礼）先生参加整理故宫书籍，其他善后委员会之人选，博物院之组织等等，均不与闻。博物院成立以前，我们都未到过其地，其后去过三次，我皆同往。第一次即马文[即马衡纪念黄郛文章]所记开幕典礼。第二次系应请柬参观，浏览一周。……第三次系关税会议时招待外宾茶会，我们只应酬而没有陪同参观。”（沈亦云《亦云回忆》，第2版，传记文学出版社，1971年，211页）从鲁迅的日记、书信中看不出他曾前往故宫博物院参观。

二、鲁迅的忧虑和“公共的东西”

鲁迅1924年10月28日作《论雷峰塔的倒掉》，11月3日交孙伏园，在《语丝》创刊号（1924年11月17日）发表。孙伏园为这份新的刊物组稿时，正值黄郛内阁准备以民国的名义占有故宫，此举在旁人看来，有攮夺财物之嫌。如由奉军或段祺瑞执政府主持接管清宫一切事务，力主溥仪出宫的冯玉祥以及黄郛内阁诸阁员，恐怕就要抗议了。问题的实质并非从所谓的“共和”、“反帝制复辟”的“大义”而言是否应该收回故宫，而是由谁来办理。假如有着“三造共和”美誉的段祺瑞主持清宫接收，清室善后委员会势必施展各种手腕反对。鲁迅所说的“鲜明好看的旗子”还是遮不住主事者的权欲和私心。

《语丝》创刊号上三篇文章都以简单的反帝制、支持共和的“大义”来欢呼逊帝被逐，最长的就是钱玄同《恭贺爱新觉罗溥仪君迁升之喜并祝进步》一文。该文作于11月6日（11月5日之前曾听闻消息？），作者还为废除帝号的溥仪设计好了名片，正反面均在文中刊出，最引人注目。钱玄同在文中甚至交代，此事因冯玉祥、黄郛、鹿钟麟和张璧“依了李石曾先生等明白人的建议”，才得以做成[《语丝》，第1期，第5版。顾颉刚1924年11月6日的日记里有这样一条记载：“清室宣统帝于昨日被迫出宫，去帝号，此事系石曾先生向政府建议者。所遗下之物件拟组织委员会清理保存之。此事手段太辣，予心甚不忍。”见《顾颉刚日记》，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，2000年，第1卷，550页。李宗侗也强调驱逐溥仪出宫“系李石曾先生及一部分学术界人所主张者”。见《李宗侗自传》，中华书局，2010年，147页。但是冯玉祥在张勋复辟时就“曾令炮轰紫禁城，因段祺瑞力阻，未能如愿”。他接着通电呼吁取消清室优待条件。鹿钟麟回忆溥仪出宫的文章第二部分小标题即为“冯玉祥决定废除‘小朝廷’”。见《驱逐溥仪出宫始末》，载《天津文史资料选辑》，第4辑，天津人民出版社，1979年，100页。这次事件的政治后果是当时参与者未能考虑的]。有人反对修改优待条件，《语丝》（如第4期）即予以痛斥，不管是遗老、外国传教士（如李佳白）还是日本京都帝国大学维护“王道根基”的佐木亮三郎等三位教授。

鲁迅对清室，绝无一点好感，但是他对清室善后委员会的社会责任感和公共精神是放心不下的。他的《再论雷峰塔的倒掉》在这特殊的背景下发表，另有深意。有的人读了，会很不舒服。前后两篇论雷峰塔的文章表达了两种心境。鲁迅在第一篇主要表示，法海和尚把白蛇娘娘镇在雷峰塔下，自己早就希望它倒掉。老百姓的同情心都在受压迫者一边，现在塔已坍塌，白蛇娘娘终于解放，应该庆贺。但是鲁迅在1925年2月初再写雷峰塔的倒掉，完全变换了视角，生出无限的忧虑。在后者，他更关心中国人如何对待公共财物，这是鲁迅与其他公开声援政府（黄郛内阁）的《语丝》作者非常不一样的地方。“岂但乡下人之于雷峰塔，日日偷挖中华民国的柱石的奴才们，现在正不知有多少！”请看这些例子：“龙门的石佛，大半肢体不全，图书馆中的书籍，插图须谨防撕去，凡公物或无主的东西，倘难于移动，能够完全的即很不多。但其毁坏的原因，则非如革除者的志在扫除，也非如寇盗的志在掠夺或单是破坏，仅因目前极小的自利，也肯对于完整的大物暗暗的加一个创伤。人数既多，创伤自然极大，而倒败之后，却难于知道加害的究竟是谁。”这段文字里的“完整的大物”用得巧妙。当时北京文化界人士，不论政见如何，最关心的“完整的大物”是什么？

这篇批判“寇盗式的破坏”和“奴才式的破坏”的文章，连中学生也熟悉，但是作者真正的意图，近几十年来的无数读者中怕是无人领会（或为妄议，请专家指正）。文末的警告特别尖锐：“应该留心自己堕入后两种。这区别并不烦难，只要观人，省己，凡言动中，思想中，含有藉此据为己有的朕兆者是寇盗，含有藉此占些目前的小便宜的朕兆者是奴才，无论在前面打着的是怎样鲜明好看的旗子。”（《语丝》，第15期，第2版；《鲁迅全集》第1卷，204页至205页）鲁迅如果说出旗子上的内容，不免太直露，而且会得罪很多人，甚至是与自己大致同属一个营垒的人。当时“鲜明好看”的口号，不外那些民国、共和等“政治正确”的高调。乡下人把雷峰塔的砖拿回家，纯是为自己家保平安，没有什么大道理。而现在那些偷挖中华民国的柱石的寇盗、奴才，却是懂得假借大义的。